寒山精神：浙江文化精神的另一纬度

在中国文化史上，隐居于天台的唐代诗人寒山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他的名字也是因其隐居之地——寒石山——而来。并且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他也一直没有被正统文人所接受，直到清代所编的《全唐诗》和《四库全书》。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无名者”，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欧洲却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他的受欢迎程度远在我们所熟识和公认的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和杜甫之上，甚至被誉为了“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rneration）和“嬉皮士”（Hippies）运动的宗师，成为了欧美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精神来源，伴随了那一个时代青年的成长。“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有人》三〇五）[1]，这是寒山对自己诗歌的期许，其中所包含的那份自信是无可比拟的，颇有几分“我手写我心，毁誉任尔道”的味道在其中。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青年对于寒山及寒山精神的推崇之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寒山及其精神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在这里，我们需要对寒山精神做一个深入的分析，以探讨它对于浙江文化精神的形成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

一、寒山精神的实质

对于寒山精神的探讨，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究竟什么是寒山精神？寒山精神的实质是什么？当前我们对于寒山及其精神有所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归功于嬉皮士运动对寒山的推崇，作为嬉皮士的偶像而出现的寒山，他所蕴含的精神是不是就是嬉皮士们所代表的那种反主流、颓废的、追求自我的那种形象？在这里，我们需要对寒山精神做一番重新的梳理，寒山的精神虽然是经过嬉皮士运动而重新被我们所认识的，但是就其思想实质而言，它与嬉皮士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寒山精神概括而言，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追求心灵超脱的隐逸精神，这种隐逸精神是根源于老庄道家的。在中国文化史上，对于中国传统的士人而言，他们的生活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要么仕，要么隐，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这是传统文化对于士人的基本要求，作为传统的士，就应该具有这样的精神品格和道德水准。士人要实现这种要求，其途径则是入仕，故入仕对于士人而言，是一种社会担当的责任，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认同，“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对于士人来说是自然的选择。与仕相对，隐是士人生活的另一种方式，“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身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外篇·缮性第十六》），这段话对于隐士之“隐”作了很好的诠释，在庄子看来，所谓的隐实际上只是士人在特殊社会状况下的一种生存之道，仕与隐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区别，都只是士人为适应其生存需要所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已。仕或者隐，出或者处，这是传统士人生存所面对的问题。儒学以纲常伦理作为基本旨趣，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理论，强调的是个体对社会的关注和责任，强调在现实中实践个体道德理想。对于士人而言，唯有积极入世，才能够实现其社会抱负，入仕在儒家看来是士人的必然选择，“不仕无义”（《论语·微子》），但是就现实而言，仕途并非每一个士人都能实现的。在这个时候，士人应该怎么办？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解决方案，但是，这种在本质上仍然是强调道德担当的生存模式并不能最终解决士人的出处问题。这时候，道家自由逍遥的隐逸思想吸引了士人，成为了士人生活的另一维。与儒家汲汲于道德教化不同，道家强调的是个体精神的独立和自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人生活于世间必然会遇到种种磕绊，种种不如意，有很多现实的事情是个体的努力所无法改变的，“知其不可奈何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相比于现实物质世界中的利益，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更是人所向往的，人应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睨于万物”（《庄子·天下》）。因此，在道家看来，精神上的追求是最高的，人要“法天贵真”（庄子·渔父》），回归自然的、本真的状态才是生活最高的境界。

唐代文人崇佛道，提倡返璞归真，向往远离俗世的山林，加之李唐皇室对隐士的礼遇，“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旧唐书·隐逸传序》），同时，唐代在制举中设置了隐士科，这使得隐逸之风大盛，唐代的隐逸之风按照其历史的发展大致有四个各具特点的阶段：弃世与游世并存的初唐隐逸，以隐求仕的盛唐隐逸，兼顾仕宦俸禄与心性自由的中唐隐逸以及悲愤无奈的晚唐隐逸[2]。寒山所处的是李唐由盛转衰的年代，就当时社会的隐逸思潮而言，恰好处于炽盛期，社会上的种种关于隐逸的思想和传说，对于寒山来说是不可能没有影响的。“个是何措大，时来省南院。年可三十馀，曾经四五选。囊里无青蚨，箧中有黄绢。行到食店前，不敢暂回面”（《个是》一二〇），多次科举失败的坎坷，给了寒山极大的打击，“道有巢许操，耻为尧舜臣”（《元非》二八一），这已经很明显地表明了寒山内心世界开始转变。这时老庄道家所阐扬的自由逍遥的境界无疑吸引了寒山，“隐士遁人间，多向山中眠。青萝疏麓麓，碧涧响联联。腾腾且安乐，悠悠自清闲。免有染世事，心静如白莲”（《隐士》二六八），这种精神上的宁静与恬淡何尝不比世间的名利争夺强千百倍呢？“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一住》一八三），寒山的心灵在隐逸之中获得了解脱，忘却了尘世的纷扰，“我向前溪照碧流，或向岩边坐盘石。心似孤云无所依，悠悠世事何须觅”（《我向》二〇三），在无拘无束之中，他的精神达到了极度的自由和逍遥。寒山之隐，为的就是寻求内心的超脱，获得精神上的宁静，这是其精神世界的基本出发点。

其次是回归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恬淡和宁静。这是因隐逸而来的必然结果，寒山一生的多数时间是在隐逸中度过的。寒石山是寒山生活之所，寒山因其而得名，是寒山的精神生命所在。因此，寒山对此也凝注了深情，其笔端的寒石山有如仙境，溪涧蜿蜒，山峦层叠，古木参天，白云萦绕。杳杳寒山道，难闻车马声，唯有鸟鸣和松涛在侧。在这里，寒山心如秋水，自得其乐，幽居山林之中，

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淅淅风吹面，纷纷雪积身。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杳杳》三十一）

鸟语情不堪，其时卧草庵。樱桃红烁烁，杨柳正毵毵。旭日衔青嶂，晴云洗绿潭。谁知出尘俗，驭上寒山南。（《鸟语》一三○）

寒山多幽奇，登者皆恒慑。月照水澄澄，风吹草猎猎。凋梅雪作花，杌木云充叶。触雨转鲜灵，非晴不可涉。（《寒山》一五四）

可重是寒山，白云常自闲。猿啼畅道内，虎啸出人间。独步石可履，孤吟藤好攀。松风清飒飒，鸟语声官官。（《可重》一六五）

自乐平生道，烟萝石洞间。野情多放旷，长伴白云闲。有路不通世，无心孰可攀。石床孤夜坐，圆月上寒山。（《自乐》二二七）

寒山栖隐处，绝得杂人过。时逢林内鸟，相共唱山歌。瑞草联谿谷，老松枕嵯峨。可观无事客，憩歇在岩阿。（《寒山》二五八）

千云万水间，中有一闲士。白日游青山，夜归岩下睡。倏尔过春秋，寂然无尘累。快哉何所依，静若秋江水。（《千云》二八四）

没有了尘世的牵绊，完全是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生活，清新而又自在，忘忧而又逍遥。在这里，寒山的自然生命与寒石山融为了一体，看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这里的一切对于寒山来说都是充满着情感的，

粤自居寒山，曾经几万载。任运遁林泉，栖迟观自在。寒岩人不到，白云常叆叇。细草作卧褥，青天为被盖。快活枕石头，天地任变改。（《粤自》一六四）

我家本住在寒山，石岩栖息离烦缘。泯时万象无痕迹，舒处周流遍大千。光影腾辉照心地，无有一法当现前。方知摩尼一颗珠，解用无方处处圆。（《我家》二○四）

栖迟寒岩下，偏讶最幽奇。携篮采山茹，挈笼摘果归。蔬斋敷茅坐，啜啄食紫芝。清沼濯瓢钵，杂和煮稠稀。当阳拥裘坐，闲读古人诗。（《栖迟》二九五）

细草作褥，青天为被，在寒山的精神世界里，唯有青山与绿水，苍松和白云，徜徉于其间，任随天地变化，他枕石而眠，快活自在，似乎在与自然的融合中，已经化为了寒岩的灵魂，而进入了永恒的境界。寒山因寒石山而得名，寒石山因寒山而具有灵性。在丰干和拾得去世之后，寒山就没有再离开过寒石山，他的生活就在这里，终日与清风白云为伴，或读古人书，或观四时景，寒石山种种美丽尽在寒山的眼中，故而这时期，寒山在其诗歌中对于寒石山融入了深深的情感，后人对于寒山的描写寒石山的山水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其诗“吟到寒山句便工”[3]，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因为这就是他的生命，他的情感。美国“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史奈德曾翻译了寒山诗二十四首，其中二十首诗中是与寒石山相关的，史奈德在译者序中说：“当寒山在诗中提及‘寒山’的时候，“当寒山在诗中提及‘寒山’的时候，他是指他自己、他的家以及他的心境”[4]。这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情境，使得寒山的精神更加具有了一种幽远的意味。

最后，隐居但不遗世。隐逸在通常的情况下看显然是应当不再关注世间的事情，而如果关注世间的事情，那么就不能算是真正的隐士。可是在寒山这里，隐逸与关心现实却是联系在一起的。寒石山中的寒山其生活也并非只有山水，与他相伴的也并不是只有幽深的寒石山。作为一个对于生活有了深刻理解的长者，他有着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刻的批判和感悟，

国以人为本，犹如树因地。地厚树扶疏，地薄树憔悴。不得露其根，枝枯子先坠。决陂以取鱼，是取一期利。（《国以》二二五）

我见百十狗，个个毛狞狰。卧者渠自卧，行者渠自行。授之一块骨，相与啀喍争。良由为骨少，狗多分不平。（《我见》五十八）

城北仲家富，渠家多酒肉。仲翁妇死时，吊客满堂屋。仲翁自身亡，能无一人哭。吃他根脔者，何太忍心腹。（《城北》一四〇）

这样的诗歌在寒山诗集中也并不少见，在这些诗歌中，寒山对于世事的关心和忧患表露无遗，寒山并没有脱离这个世界，对于现实给予了深深的关注，他是一个“冷面热心肠”[5]的人这与寒山的性格是吻合的。寒山隐居于寒石山中，但是，寒山也是一个生活于现实之中的人，他有着对于现实的深刻的体验和关怀，一如他有着自由而又逍遥的精神，这并不矛盾。也正是因为如此，寒山在其身后受到了寒石山一带村民的普遍的信仰和崇敬。

隐逸以求超脱、与自然为一、隐居而不遗世，这就是寒山精神的内在实质，这与嬉皮士们所追求的为隐居而隐居、刻意追求自我的精神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二、寒山精神的影响

由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寒山精神的内在价值是明显的，它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寒山精神的影响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寒山精神在文化史上的影响，其次是寒山精神对于浙江文化精神形成的影响。

就寒山精神在文化史上的影响而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寒山是一个“无名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受到正统的接受，其影响主要是在民间，相反在域外，寒山精神则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不拘格律，直写胸臆，或俗或雅，涉笔成趣，是寒山诗的总体风格。寒山诗的这种清新、淡雅的风格，直抒情感的表达方式以及随兴所至的创作方式都对传统文人起到过不小的影响，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朱熹、陆游等等在中国传统上负有盛名的文人，都曾或多或少受到过寒山诗的影响，而寒山诗的这种风格后来被称为“寒山体”受到了历代文人的喜爱，并有不少应和佳作传世。此外，在寒山死后，出于现实原因的需要，寒山的身份被逐渐僧化，围绕着寒山的种种神奇的传说也因此而产生，最后甚至被视为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这些传说中最为有影响的是“寒山寺”和“和合二仙”，在这些传说中，寒山和拾得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成为了寒山寺的住持，成为了象征幸福美满的和合二仙。寒山在其死后，借助于传说的力量，其形象一直活跃在民间。寒山诗在中国正统文学中是长期没有地位的，到《全唐诗》，寒山诗才正式占了一席之地，被列为释家类之首。寒山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受到重视的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受白话文运动推动，以白话口语入诗的寒山及其诗也因此被重新发现并且得到了新的评价与定位。1928年在其《白话文学史》中，胡适将寒山与王梵志、王绩三人并列为唐代早期的三位白话诗人，对寒山生平等作了详细的考察，为之大书特书。寒山亦开始因此而进入学者的视野，1938年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也同意寒山是王梵志的直接继承人，给予寒山及其诗以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中国白话文学的先行者。同时，余嘉锡先生在其《四库全书提要辨正》中对寒山的身份、诗和版本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正是因为如此，再1929年寒山诗也得以进入《四部丛刊》。可是之后，国内就再没有寒山其人其诗方面的文章发表，寒山及其诗似乎又被遗忘了。

与国内的这种情形不同，寒山诗在国外的却一直受到了相当高的认可，主要是在日本和美国。宋元之际寒山诗与佛教禅宗一起传入日本，并且作为禅诗而广为流传，受到了高度的评价，寒山也被公认为禅宗的大诗人。日本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寒山诗不断地被再版，相关的注释和研究也不断涌现出新的成果，著名的学者入矢义高、吉川幸次郎等等，都曾对寒山诗的流传和研究作出了贡献，推动了寒山诗及相关研究在日本的不断深入。此外，小说家森欧外（1862年-1922年），根据闾丘胤《寒山诗集序》写了短篇小说《寒山拾得》，被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是森欧外最好的作品之一。

日本对于寒山诗的接受，不仅仅是表现在将寒山诗的禅意内化成自身文化的因素，还表现在成为了沟通的桥梁，寒山诗在近代传入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就是以日本作为传播媒介的，而并非直接从中国本土传播出去的，而后来的“寒山热”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寒山诗在美国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主要归功于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和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前者的功劳在于翻译了二十四首寒山诗，1956年出版。这些诗歌对于后者影响甚大，凯鲁亚克在其自传体小说《达摩流浪汉》（The Dharma Bums，又译为《法丐》）中通过对斯奈德翻译的寒山诗，介绍了寒山精神和禅宗顿悟的修行方式，该小说1958年出版，在其扉页上就写着“Dedicate to Han Shan”（献给寒山）。因为凯鲁亚克是“垮掉一代”的代言人，经他的传播，寒山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自然是备受欢迎，其所受到的关注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位中国诗人，当时美国非常流行的中国文学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ed.Cyril Brich），几乎在美国的每一所大学里都拥有大量的读者，这个选集里面没有选古诗十九首，也没有选辛弃疾的词，斯奈德翻译的二十四首寒山诗则全部收入。在这个选集中，与其他唐代诗人相比较，或者我们可以很直观地了解寒山之被重视的程度。该书共选入唐代诗人九位：王维八首，李白十二首，韩愈二首，白居易七首，元稹二首，李贺六首，卢仝二首，李商隐十一首。这个数字比较之中，对于寒山的推崇也就可以显见了。经由凯鲁亚克的宣传，寒山作为“垮掉的一代”、“嬉皮士”的宗师形象而受到欧美青年的推崇，影响了欧美世界近二十年。甚至于在今天，这种影响也没有完全消失。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查尔斯·弗雷泽(Charles Frazier)的作品ColdMountain，连续四十五周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大受美国读者欢迎。2003年12月由著名导演安东尼·明格拉（Anthony Minghella）执导，好莱坞当红影星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和裘德·洛（Jude Law）主演的同名影片公映，也获得了第76届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影片和小说分别在2004年4月、5月被引进到国内，受到了国内观众的欢迎。唯一遗憾的是片名和书名被翻译成了《冷山》，正确的翻译应当是《寒山》。因为在弗雷泽的小说扉页上明显地引用了寒山的诗歌：“Men ask the way to Cold Mountain. Cold mountain: there is no through trail.——Han Shan”（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显然是受到了寒山及其诗的影响。

其次，寒山精神对于浙江文化精神形成的影响。我们讨论浙江文化精神的时候，很自然会将其与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积极进取精神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是以狭义的浙东学术精神涵盖了整个浙江文化精神。诚然，浙东学术的这些精神品质是构成浙江文化精神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浙江文化传统上，不仅有着浙东学派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开物成务的精神，而且也有着肇源于老庄道家的追求个体心灵的独立和自由的精神，这两者对于浙江文化精神而言是不可分的。很显然，由浙东学术所倡导的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直接地激发了浙江人开拓的精神，开创了浙江的繁荣局面，这是浙江获得发展的直接文化因素。但是，我们也同样应该看到，在浙江文化史上，自古就有着隐逸的传统，受到道家、道教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这与浙江的地理环境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浙江处丘陵之地，名川大山荟萃，这在客观上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提供了基础，道教的十大洞天，浙江居其三（浙江委羽山洞、浙江赤城山洞、浙江括苍山洞），道教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葛玄、葛洪、许迈、司马承祯、应夷节、叶法善、张伯端等等都与浙江有着密切的关系。浓郁的道家、道教文化氛围是浙江文化传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寒山即是因天台的道教氛围而隐居天台山长达七十余年，在寒山的身上，由道家隐逸思想而来的这种文化精神得到了突出的体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当我们在讨论浙江文化精神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注意到直接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面，同样也应该关注到浙江文化中注重人的心灵的超脱、精神的超越的一面，这样才能真正深刻地理解浙江文化精神的内涵。构成浙江文化精神的这两端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于个人或者社会而言是重要的，因为它直接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心灵的自由和境界的超越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同样重要，因为它可以为人提供一种精神上的调节，使得个人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环境时不致于无所适从。超脱并不等于放弃对于世事的关注，寒山隐居于寒石山也同样心系现实。经世和脱俗应当是对浙江文化精神内涵的全面表达，两者不可或缺，经世表明了发展的基本倾向，脱俗则是对这种倾向的有效补充和规范。

三、寒山精神的当代意义

寒山精神所代表的浙江文化精神的另一纬度，也是我们在今天的发展中所不可忽视的。社会的发展，自然需要强调经世致用的一面，但是，不能忽视寒山精神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对于现实发展所具有的调节作用。

首先，寒山精神中追求心灵的超脱和精神的超越对于我们当前的发展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当今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竞争成为了基本的主题，当我们越来越注重物质层面的发展而忽视精神层面的价值的时候，寒山精神带给我们的是让我们同样关注人的心灵和精神，不能够因为物质层面的发展而放弃对于精神层面的要求，人不仅是有物质层面的需要，更应当有精神层面的需要。在今天，重新提出寒山精神，自然不是要求人们放弃现实的追求，一如寒山一般隐遁山林，而是要求人们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关心自己精神层面的满足和心灵的需要。

其次，寒山精神中所倡导的与自然为一的状态应当成为发展的一个基本的目标。发展是应该无休止地掠夺自然，还是应当与自然为一，这是我们当前应当注意的问题。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自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森林破坏、温室效应、土地沙漠化、环境污染等等都是人对于自然过分掠夺的结果。在提倡可持续发展的今天，要求我们在发展的同时，必须不能以损害、牺牲环境为代价。寒山所体会到的那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受，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但是，他对于自然的那种情感，对于自然的那份珍爱，应当成为我们今天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一点，在提倡和谐的今天尤为重要。和谐不仅是人与人之间需要和谐，人与自然之间也需要和谐。

最后，寒山精神中隐居而不遗世的倾向对我们今天也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隐居而不遗世，这里面包含着寒山对于这个世界的深深的情感——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一种心怀天下的深沉的爱。而这是实际上是我们在今天的发展中所必须具有的一种品格，既要心存天下，又要时刻具有忧患的意识，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够时刻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